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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訊失序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文化背景對資訊流與資訊處理的影響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根據社會心理學家吉爾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霍夫斯塔德文化維度理論來討論文化因素對不實訊息的影響。霍夫斯塔德的文化維度理論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框架，該框架以因素分析的結構來呈現一個社會的文化對其成員價值觀的影響，以及這些價值觀與行為間的關係。
這個理論的提出，最初是為了幫助理解各國文化的差異，並辨識不同文化間的商業運作方式。然而，這些概念同樣也可用來解釋資訊的吸收與詮釋對資訊在社會內部流動的影響。霍夫斯塔德在其理論中討論了數個維度：權力距離指數、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不確定性規避指數、女性化與男性化、短期取向與長期取向、克制與放縱。接下來的討論，我將聚焦於三個與資訊失序有關的維度，我認為這些維度在理解不同文化間資訊失序的差異相當重要。
權力距離指數
權力距離指數是用來表示社會成員對不平等和權力差異這一事實的容忍程度。在此維度中，不平等和權力是從追隨者的視角來觀察的。從權力距離指數的角度來看，權力距離高的社會裡，人們接受階級的劃分，接受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自己所屬的位置，而這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解釋。在權力距離低的社會裡，人們努力爭取平等的權力分配，並要求對任何權力不平等的情形提出合理的解釋。在資訊失序的情況下，強大的實體（宗教領袖、當權者、具社會影響力之人士）對資訊吸收具影響力，也就是說，人們更容易相信有權人士所分享的訊息。例如，被不實訊息誤導的宗教領袖發起拒絕 COVID-19 疫苗的運動，說服其忠實的追隨者拒打疫苗，這種情形在許多國家都可見到。
例子可見: https://pulitzercenter.org/stories/indonesias-anti-vaxxers-between-religion-and-lack-information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這個維度表示個人在社會中融入群體的程度，以及他們自認對群體的義務與對群體依賴的程度。個人主義社會偏好鬆散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下，社會對個人的期待是將自己以及他們的直系家庭成員照顧好即可。另一方面，集體主義社會則偏好緊密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下，人們可期待得到他們的親屬或特定內群體成員的照顧，以換取他們絕對的忠誠。從一個社會是以「我」還是「我們」來自我定義，可看出這個社會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的位置。
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中訊息較容易流動（不論訊息是否正確）。集體主義社會的人們不僅透過媒體互動，也透過群體成員間的聚會互動。緊密的社會結構有優點也有缺點。當人們分享可靠的好訊息時，這些訊息便會傳播至更多的人。以東方（東半球）國家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的情形為例，當各國發布戴口罩的規定後，人們都遵守此規定，出現的抵觸也比個人主義社會小得多。這是因為我們重視社會成員，我們相信自己是一個更大群體中的一部分，而我們的行動會影響到社會其他的成員。而西方文化（個人主義）更喜歡自主性，也相信個人的選擇。有時候，社會成員對事物的批判性更強，對某些訊息或問題也會產生較強的抵觸情緒。與集體主義一樣，這樣的特徵是把雙刃劍，有優點也有缺點。在個人主義的社會，個人雖較不會受到群體決策的影響（這點與集體主義社會不同），但對訊息（包括正確可靠的訊息）的抵觸也較大。要影響個人主義的社會，需要在說服上下許多功夫（可參考美國民衆對戴口罩規定的反應）。
高情境文化與低情境文化
高情境文化的溝通方式較含蓄（包含手勢和暗示），並且受到溝通情境的高度影響。相較之下，低情境文化以明確直白的語言溝通。東方文化往往是高情境文化，因此，我們不僅以口頭或書面的語言溝通，也使用手勢和暗示來達到溝通目的。在這樣的文化下，人們使用手勢和暗示往往就足以將意思傳達。但對於較多是低情境的西方文化來說，溝通的方式往往是明確和直接的。當來自兩種不同文化的人們溝通時，並且當他們未察覺彼此的溝通方式存有差異時，便有可能發生傳達上與理解上的錯誤情形，進而造成不實的訊息。例如，假設有國際記者要在東方國家進行報導，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記者必須意識到，不同文化間的不同溝通方式有可能會導致對意思的誤解。
處理由文化因素導致的錯誤
瞭解了文化對訊息吸收和詮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中訊息流動方式的影響之後，我們就必須對文化更加敏感，特別是當我們提供訊息給公眾時，更應如此。當我們與初次接觸的人，特別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時，也必須意識到，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和對訊息的處理方式可能存有差異。
為了避免錯誤或誤解，儘量以更直接的方式溝通。在決定某訊息是否正確並且可與其他人分享之前，一定要與訊息提供者或訊息來源再次確認。對媒體人和記者來說，更應當如此。當我們報導來自其他文化的新聞時，如果記者對文化不敏感，或是誤解了訊息，就可能發生錯誤。有時報導的新聞會被斷章取義，即使有些報導是一字不差的引用消息來源，也可能會發生錯誤，這會導致不實訊息的產生。媒體人都應該接受文化的教育，甚至是一般大眾，也應該接受文化教育。網路的發展已讓世界變得更小，我們每天在網路各個平台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因此，都應該對不同的文化具備一定的認識，這樣才不會導致錯誤的傳達或理解以及不實訊息的產生。
更多閱讀資料
- Borges‐Tiago, T., Tiago, F., Silva, O., Guaita Martínez, J. M., & Botella‐Carrubi, D. (2020). Online users' attitudes toward fake news: Implications for brand manage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37(9), 1171-1184.
- Chung, D. K. (1992). Asian cultural commonalities: A comparison with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 Hofstede, G. (2011). 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1), 2307-0919. Accessible at
- Schapals, A. K. (2018). FAKE NEWS Australian and British journalists' role perceptions in an era of "alternative facts". Journalism Practice, 12(8), 976–985.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8.1511822
- Tech Tello (2021, February 19). High Context Culture vs Low Context Culture: Communication Design For Avoiding Uncertainty. Accessible at https://www.techtello.com/high-context-culture-vs-low-context-cultur